人参与)钟表-中外交流-重要的纽带
1771年，伏尔泰写信给俄国女皇卡特琳娜二世，极力建议在中俄边界建立一个商栈以专门销售费尔奈生产的钟表，并开出了每只银表12至13卢布，金表每只不超过30到40卢布的诱人价格。尽管伏尔泰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但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市场对于瑞士钟表产地的巨大诱惑力。应该说，钟表在早期瑞中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制造钟表的国家之一，与中国在钟表方面的贸易活动也十分突出。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国自身钟表制造发展的结果。至17世纪晚期钟表已然是英国重要的出口商品，伦敦成为钟表生产中心，钟表制造盛极一时，其产品在世界范围内无与伦比，在整个欧洲与东方的钟表贸易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借英国海外扩张的强势，英国东印度公司几乎垄断了早期欧洲和东方的海上贸易，为英国钟表的东输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保障。更为重要的是，英国钟表行业具有敏锐而长远的眼光，对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一直十分关注，千方百计迎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制作出了适合中国人欣赏品位的东方市场钟表，这一点在通览故宫的钟表收藏后就会有深刻的印象。
故宫收藏的英国钟表数量十分可观，其种类多样，既有体量巨大装饰华丽的大型自鸣钟，也有制作精致便于携带的小型怀表。英国自鸣钟大多整体铜镀金，镀金外壳上以红、绿、蓝、黄、白等色料石镶嵌花草。亮丽的金色是其基本色调，即便是黑色木壳钟，其边框、底足、顶部也包以镀金花饰、异兽，给人以金碧辉煌之感。这和当时英国贵族中流行的室内装饰风尚相一致。造型不拘一格，各式建筑、田园风光、自然景观等，附之以水法、变花、转花、跑人、跑船、转鸭等结构复杂的变动机械装置，动静结合，情趣盎然。小型怀表则多为铜镀金表壳，或镂雕精细的花纹，或镶嵌色彩鲜艳生动迷人的微绘人物和风景珐琅画，配之以精美的表链。铜质机芯，后夹板往往錾刻流畅的纹饰，处处显示出精致与华美。在许多钟表的表盘、机芯夹板上多标明制作者名款及产地，仅从故宫现存带有款识的钟表来看，就达四、五十家之多。
清代，尤其是雍正和乾隆两朝，是清宫做钟处最繁荣的时期，其间有许多精通钟表机械的法国传教士先后服务于宫廷，他们凭借精湛的技术成为清宫钟表制造最主要的设计者和技术指导者，为早期中国钟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和瑞士在钟表制作和贸易方面很早就有交流。1707年来华的瑞士祖格人林济各(Francois Louis Stadlin)雍正时成为宫中著名的钟表技师。为了向中国销售瑞士钟表，通过中间商， 1771年，伏尔泰写信给俄国女皇卡特琳娜二世，极力建议在中俄边界建立一个商栈以专门销售费尔奈生产的钟表，并开出了每只银表12至13卢布，金表每只不超过30到40卢布的诱人价格。尽管伏尔泰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但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市场对于瑞士钟表产地的巨大诱惑力。应该说，钟表在早期瑞中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十七、十八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社会稳定，财富空前积累，为追求奢侈生活、讲求享受提供了条件。巨大的财富，有相当部分用于奢侈品的消费。钟表由于其精巧的设计、奇特的功能、美观和名贵的装饰成为奢侈品的代表。当时的各个阶层对其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占有欲，皇帝们自然也不例外。并且，皇帝们对奇器的追求决定了宫中钟表收藏颇具观赏性。
故宫所藏的瑞士钟表大部分是体量较小造型别致的座钟和精致的怀表。
座钟一般仿照建筑或山子等自然景观，除计时外，还配有水法、鸟音、魔术等变动机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怀表大部分是为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审美需求而特别为中国市场制作的所谓“中国市场表”。其外观装饰精美，造型多样，别具匠心，除常用的圆形外，还有扇形、锁形、果实、昆虫等造型。表壳一般采用金、银、铜镀金等材质，有的在表壳上绘有人物、花卉、鸟兽等形象逼真的珐琅画，并镶嵌珍珠、钻石等贵重宝石。其机芯通常是俗称的“大八件”，各个夹板上通体雕刻或绘制精美细密的花纹，极为奢华。
十七、十八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社会稳定，财富空前积累，为追求奢侈生活、讲求享受提供了条件。巨大的财富，有相当部分用于奢侈品的消费。钟表由于其精巧的设计、奇特的功能、美观和名贵的装饰成为奢侈品的代表，当时的各个阶层对其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占有欲，皇帝们自然也不例外。正由于此，皇宫钟表收藏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皇帝们对奇器的追求决定了宫中钟表收藏颇具观赏性。如前所述，清代皇帝，尤其是乾隆帝对钟表的评价是以新奇为第一标准的。在大量的清宫档案中，不止一次记载乾隆要求大臣进献样款形式俱好的钟表。这里的样款形式即指钟表上的各种机械变动装置。如指日捧牌、奏乐、翻水、走人、拳戏、浴鹜、行船，以及现太阴盈虚，变名葩开谢等，自然界的各种运动现象几乎无所不包。乾隆对这些奇巧之物的迷恋达到了少有的程度，以至于以钟表师资格被召入京的西洋人汪达洪都得出了“盖皇帝所需者为奇巧机器，而非钟表”的结论。清宫遗留下来的钟表大部分都带有各种机械玩意，有的甚至喧宾夺主，把钟表的计时功能挤到极其次要的地位，应该说这不是偶然的。
皇帝们对钟表制作的参与决定了清宫钟表具有相当高超的工艺水平。大臣进献或皇宫中制作的钟表，其最后的验收者是皇帝本人。而皇帝们对钟表活计的要求又是相当苛刻的，在清宫档案中，经常有因为所进贡品不合皇帝口味而被驳回或因活计的粗陋而受到申饬的记载。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造办处把机械写字人的亭子式样做错，乾隆大为光火，并“不准开销”。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进钟的人，还是做钟的人都必须一丝不苟，每个工序都要配以最优秀的工匠。钟表上的錾、雕、嵌、镶、镀诸工种都要经过通力合作方能完成，因此，清宫收藏的钟表件件都是精品。精湛的工艺水平在皇宫收藏的钟表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毫不吝惜地投入决定了清宫钟表用料贵重讲究，具有富丽的皇家气派。皇帝们为搜罗和制作钟表是从来不惜花大价钱的。如传谕置办贡品的官员：“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又如传谕做钟处将收进的210条发条用于做五更钟，发条用完，又传谕广东粤海关采办上好广钢二千斤送京，以备陆续打造活计之用。所有这些，都为皇宫钟表的收藏和制作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现存清宫钟表大多都用料考究，有的表面嵌有珍珠、钻石、玉及其他宝石，尤其是造办处的御制钟，外表多用珍贵的紫檀木雕刻成楼、台、亭、榭、塔等建筑式样，给人一种庄重典雅的感觉。
故宫钟表收藏的价值
对于故宫所藏的钟表，人们过去往往只从实用的计时功能或者表面的绚丽堂皇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描述，其实，通过对宫中钟表历史的追述，可以清楚地看出钟表曾在宫中扮演了多重的文化角色，它们的价值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掘。
首先是其机械和科技价值。钟表制作技术的不断完善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需要天文、机械、物理、金属冶炼等多种学科的发明成果作为知识保障和技术支持，摆、发条、游丝、各种擒纵器的发明使钟表越来越精确。同时，对计时精度的更高要求也不断地促使制作者改进金工技术和车床，寻找更优质的材料，这对其它制造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钟表打破了各种知识、智慧和技术之间的无形的障碍，成为名副其实的"机器之母"。明清宫廷中的钟表正是人类钟表史上颠峰时期的辉煌之作，通过这些钟表，我们可以了解当时钟表制作及其相关领域的发展水平。尤其是熟练掌握制钟技术的西洋传教士的东来，使中国制作的钟表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与西方并驾齐驱，且有所发明，其中更钟的设计和研制成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明清两代皇宫所收藏的科学仪器中，钟表是科技含量相当高的一个门类。
其次是其工艺美术价值。故宫所藏钟表大多设计独特，造型别致，制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往往集雕刻、镶嵌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显示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鲜明的风格特点。有的甚至可以填补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比如故宫收藏有英国十八世纪著名钟表匠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制作的几十件钟表，这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这些钟表有的完全是西方风格，有的则融合了东方文化的特质，反映出当时西方钟表业对中国需求和审美的迎合，是研究其人其作的最具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再比如在清代广州盛行一时的透明珐琅，色彩艳丽，制作精细，是广州工匠效法西洋技术，并结合我国民族艺术特色创制的一种工艺，曾大量在广州制造的钟表上运用。然而这种独具特色的工艺品种的历史现在却变得相当模糊，在广州既找不到作坊的遗迹，相关的文献亦记载寥寥。而故宫所藏的清代广州钟表上却留下了大量的成品，为广珐琅的研究提供了最多最集中的样本。应该说，故宫所藏的钟表是研究明清中国工艺美术和西方造型艺术的重要资料。
再次是其社会文化价值。钟表自传入中国始就扮演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角色，成为东西方之间相互了解的媒介，交往的工具。从早期传教士带给中国人的惊奇到赢得中国人的认同，从在中国内地取得居留权到打开中国皇宫的大门，从私人交际携带的礼物到国家使团送给皇帝的珍贵礼品，从皇室用品的采办到中西间的贸易活动，其间都能看到钟表的影子，钟表在中国传播和被认知接受的速度是其它任何西方物品无法比拟的。钟表的输入不但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计时方法，过去广泛使用的日晷、刻漏逐渐被更为简便易用美观精巧的钟表所取代，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钟表已经不单单是实用的计时工具，更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使者，其光彩夺目的表象背后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来源:中国日报)
 |
| [上一页] [1] [2] |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