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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挺:禅茶普供 2009年 580mmx410mm |
“为”与“不为”的自我审视
记者:在全球化的今天,都是朝着经济的驱动角度去看,国家之间的外交文化成为了某种利益关系,如今的时代不同古人,我们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水墨画要有自娱、自赏、自悦的功能,“当代艺术”是反映时代的观念艺术,中国山水画却很少有我们所谓的当代艺术指向的政治批判性,它通过现实情境而在文人雅集史的情趣上发生变化?您在当下的语境当中怎样给自己一个定位?
丘挺:水墨画在样式上给人的感觉是传统精英式的,从操作、驾驭、展示到观赏,水墨画在当下的困境很多,当代艺术以呈现当下的社会变革为核心,但如果宏观的理解艺术,当代艺术有很多层面,中国水墨画在当下还承载着有为和无为的关系,如山水画恰恰是人类情感和自我认识的载体,记载着各个历史时期变革的画种,它通过对山川的呈现表达对时代的情绪,不同于影像作品及装置艺术更直接的表达,这就是有用和无用之间的状态,现代人很少提到它的无用之用,往往用反映论、功能论来探讨当下性,它的无用论是不能回避的,这是很高贵的一种精神所在,这也是我在画画的时候也会思考的问题。
我是当代艺术家,而我并不仅限于是一个山水画家。我的作品是非常具有当代性的,当代不是表面的媒介材料当代必须有一个界限,与我而言,我很在意什么是可为、什么是不为,我的“为”与“不为”自己是很清楚的。我可以把它转化,作品也可以是与山水相关的影像、装置,但是这种东西可能不去“为”。山水画特别像音乐,有时候我理想中的东西,比如我们常说这个民族的气派,它对哀愁的寄思,对这个民族、国家命运的呈现,在山水画的历史演变当中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山水是一个观念性极强的艺术。
记者:像老一代陆俨少这样的画家,他们有传统对山水画超世俗的追求,而您这一代人既缺少了陆俨少画杜甫诗意那样超世俗诗性的追求,也没有了李可染先生这一代和革命精神联系在一起的追求,那么你们现在这一代山水画的精神家园在哪里?作为一个微小的个体与大时代的对应如何在画面中体现其精神性?如果从这种角度来梳理您作品,是不是可以分为哪几个大的阶段?
丘挺:我并不认为我们缺乏超越世俗的诗性追求,而是纯度与饱和度均有不足之处。我的创作大致有三类状态。
一,毫无疑问就是我们传统文人一种情怀的表达,我的理解就是“儒释道”这种传统精神在当下的发展状态,作品《禅茶普供》画里有个塔,而这幅画就是对当代的一个记录,它是很传统的佛家的思想,你记载的现代艺术通过讲故事来阐释问题,它是佛家在当下的一个发扬,而如今这种“供养”的方式要通过开发旅游产品让游客参与佛事的仪式感,我通过一种转换的方式关注并用绘画的方式呈现。画画对境界的营造需要很有诗意性的表达,儒释道(儒家、佛家、道家)在我的画面里出现颇多,有画对历史追忆的书院、道观、佛院等,这与传统的表现方式已经很不一样,而是今天人在怎么呈现的问题了。
二,有时候我有一种跟传统方式密切相关的,我画画不是画给谁看,我就画给自己好玩开心就好,就像倪瓒所言:“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
三,近几年,我在绘画语言的纯度、力度各个方面追求一种极致的表达,也一直在探索水墨艺术和当代空间的关系,这也是我的一类作品。
当代艺术过多的阐释在侮辱观众的智商
记者:当代艺术的书籍很多、评论、争议不断,当代艺术需要不断地依靠文本去解释和阐述,但是阐释本身是否存在质疑性?
丘挺:过多的阐释、解读,因为它变得作品本身的已经不重要了,它要告诉为什么要通过文字来说明,表达一种什么情绪要靠文字来说明,这是我觉得当代艺术尴尬的问题。我们通常理解打双引号的“当代”,恰恰因为西方是这样过来的,因为它的社会政治批判意义、功能性很重要,有些作品呈现,批评、研究是从外围做的,这是没问题的,但不能因为这个外围,忽视了作为艺术本体语言的技术含量,这样导致有些阐释你觉得是侮辱观众的智商。
记者:强势的要把你带入到它所希望的社会政治批判角度里。
丘挺:有些东西还是浮躁。
记者:正因为对当代艺术有过多阐释,通过媒体的报道,也帮助了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解读。相对而言,中国山水画没有更多阐释,进入大众的方式是不是隔绝了一批人。以您接触到西方人的趣味是什么样的?
丘挺:我接触在博物馆、大学搞研究的,以及知识界的人多一点,总体印象是他们觉得中国艺术的发展,像中国水墨这种精神应该跟传统的儒释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非常有传承性的状态,这也是中国画未来发展里很可贵的资源。今天的中国恰恰要把这个扔掉,我们在改良,我们用现实主义去改良,用政治反映论去改良所有东西,我们以为这样改良的很成功,甚至以为应该是这样。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悖论,当然我觉得种种方案都有它给我们后人的一个借鉴价值,有些是正方、有些是偏方。至于受不受到媒体的追捧和关注度,我觉得时代会变的,想想黄宾虹活着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五十年后人家会理解他的,很多东西就是这样一种悖论。
2010年,我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展览上,有一幅手卷画是根据宋代赵令穰的《湖庄清夏图》的再创作,在现场,很多人西方看到这个画非常感动,这种感动就是跟我的意象塑造有关,有位俄罗斯藏家,他觉得我的画非常诗意,还根据我的画写出一首诗给我看,写得很美,通过我的画使大家起到了一种共鸣,我想其实是山水所传递的人类共通的感情,并不存在东西方的差距、古代与现代的区别,这就是一个很长的手卷所达到的力量。西方的许多学者和艺术史学家们认为中国画非常可贵的是“外事造化,中得心源”,古人造化和艺术家个体的心源这种辩证的关系,认为这种哲学关系是永恒的。
记者:近几年,中国也不断的提出大国文化输出,有中国官方主办的文化交流展,也有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国外美术馆举办的艺术展,除了主动输出之外,西方是否也有一种期待,他们更多的关注亚洲,关注中国,中国的“艺术复兴”一代瞬时被表现主义,通俗艺术,行为艺术所征服,同时被出现的开发政治性表白所吸引,在这种匆忙的接轨中,或者说是在各种艺术手法、材料和所有能够采用的方法混合作用的背景下,中国艺术家开始有了自己的态度,即脱离传统,对当今世界和充满创意、不断变换的中国社会做出反应。虽然古典的中国绘画不会退回到纸卷轴时代,但是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和艺术传统必然会在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中以某种形式再度表现出来,中国水墨在未来试图更有价值的代表中国文化在国际的舞台上,你认为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丘挺:改良后的中国画会怎样?当然,这建立在我们不要总在揣测西方人需要什么,他可能有段距离在看你,或许他的角度可能更清晰,我们一百年在反思,而我们这个反思走的有多远就值得深思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来理解,中国人要有自身文化、民族文化价值的输出,恰恰传统这条脉是不能断的,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我们这一代人比较从容、也比较多样化。而我们与上一代人的不同就是宏大叙事对我们来讲意义不是特别大,中国文化的复兴、观念价值的塑造是几代人用力的,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时代把这个问题解决的。
记者:是自我缺失还是一种茫然的追求的现状?
丘挺:正因为自我缺失才会一窝蜂的跟,从大的趋势来讲,我觉得很得意事是用越来越娱乐化的方法来处理。就像你刚才先设定一个问题,也可能是自我缺失。
古代文官制度下的精英有权力有修养
记者:无论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他们推崇风雅,与笔墨游戏,以把玩为乐,一个文人或者一个画家可能会影响到当时社会的风潮,在当下,在这样一个物欲至上、道德沦丧,伦理缺失的时代里,无论是知识分子、文化人、艺术家的发生似乎变得越来越微弱,您觉得无论是知识分子、画家到底能做什么?
丘挺:这就需要有布道精神,现在与传统文官制度下的精神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已经谈得很清楚了,现在是有资本才有话语权,有权力有资本,这是一切的核心。古人是不一样,文官制度之下这批精英都有很多的修为、修养、技术能力,他有话语权,从宋元明清看,艺术品的创作、诞生、品鉴都代表中国传统精英的一个极致。在今天越来越不可能了,我为什么一直会在学校里好好教书,这就是我在当下的功用,一方面我说很多没用,我要通过努力创作好作品,因为有好的作品才让人觉得有希望,这是我努力的东西。但还有一个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在学校这样一个知识传播的中心,把我认为理想的价值带给学生,或者通过这种方式发扬光大。这是我能做的!
现在价值的沦丧,知识分子的职责和权利缺失,我想每个行业都有这样的事情,这是整个行业从业人员整体令人担忧的地方,虽说艺术是神圣的,可整体队伍的素质不那么乐观,令人堪忧的一个群体,谈到这种问题,是挺悲哀的问题。
目前正在策划11月23日在今日美术馆的展览,在一个很现代的空间丘挺博士将呈现手卷,他指出:“一米之间把玩的状态在今天有没有可能,把传统曾经有的历史追忆恢复它一点点的温度这是我所想尝试。”
对话后丘挺博士送我一本杂志,阅后得知丘家可谓艺术世家 ,丘挺父亲丘海洲为著名书法家,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妹妹丘舒曼也学习传统书法和绘画,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硕士学位。正因为有这样的“丘园养素”,才有今天丘挺博士的艺术见解和绘画成就。而更可贵的是丘家行事低调,追求淡雅的人生,在当今浮躁的社会中,这种内在情怀与意志力,恰恰是作为人亦或其作品境界高下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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