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藏家收藏600余块匾额 提出“匾额学”概念

　　搞收藏的人往往都做过“捡漏”之梦，66岁的姚远利也不例外。但如今他做的“捡漏梦”，想捡起的不是角落里的真东西，而是不起眼的真思想。这一捡，已经捡去姚远利十几年时间，而且恐怕要把他的余生也捡去了。捡出来的，便是他的“匾额学”之梦。

　　独上尖刀山

　　如果把姚远利的人生分为几段的话，收藏匾额、办博物馆只是其中一小段而已，前后不过十几年，却几乎成为了他人生的最高潮部分。不过，这个爆发点的形成还得追溯至他前半生的积累。

　　回忆往事时，老姚常说一句话：“人生是有轨迹的。”意指他如今的做事方式延续了自己过去几十年做事的思路。甚至，这还可以追根到他上小学时读的古典名著。无论是读《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老姚似乎对“正义”、“拔刀相助”等词语记忆犹深，他强调：“我很小的时候在脑子里就有一种观念——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

　　这一点，在老姚的收藏生涯早期便有体现。他的收藏生涯于1990年代初开始。在专心研究匾额之前，老姚最爱的是古砚，尤其钟爱供文人把玩的瓷砚。那时很多人研究古砚的使用，老姚却认为这只是“拾古人的牙慧”，不能有所超越，所以他开始研究古砚的体系划分，这便是“前无古人”的。后来，他关于古砚体系划分的文章还被收录进了《新华文摘》。

　　玩砚玩得正带劲儿的老姚却突然放弃了砚台，就像他一直开着一家“在行业里数得着”的企业，后来却突然开始办博物馆一样。

　　这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个人兴趣和文化价值。

　　1998年在潘家园，老姚花了2700元，收了第一块匾——“选举孝廉方正”匾，为宣统元年(1909年)主持孝廉方正制科考试的官员黎殿元所立。一般的常识是，科举制在1905年就被废除了，而实际上被废的只是常科，选拔官吏还有一种模式，为制科，是根据皇帝特旨及国家对特殊人才的需要不定期而设，又持续了一段时间。老姚说，这块匾因涉及到科举制度结束后人才选拔的方式，所以较为难得。老姚因此灵光一闪，决定放弃古砚，专攻匾额，因为他觉得，这一方砚只能是文人雅士们的闲情雅趣，在文化含量和历史价值上远远低于匾额。

　　收匾之初，老姚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如何定位匾额。当然，这个难题也是他自我设定的，不知有多少人糊里糊涂就开始了自己的收藏，只是因为听别人说这东西怎么怎么好。老姚则不会，他希望自己想好了再去收藏。后来的种种事实则表明，恰恰是这一点的独树一帜，使得老姚在收藏和研究匾额方面独辟蹊径。“匾额是一块块‘宝玉’，我究竟是用金线还是用麻线来穿它呢？”他首先就问自己。

　　当时的背景是，古代悬挂在官府、庙堂、客厅的匾额，或者说曾经无处不在的匾额，已经在官方和民间体系中消失已久。只有在一些商店里，方可觅得匾额的踪迹。直到今天，有的匾额博物馆还只把它看做“民俗文化”。就像老姚曾去一次会议，遇到某省级博物馆馆长，递上自己的名片后，人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匾额啊，民俗文化！”

　　生性好学的老姚，想到了去占有最多的资料，用学术理论武装自己。因此，他扎进了古书堆里，想找出关于匾额的研究资料。

　　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这方面的资料少得可怜。老姚曾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想到图书馆找一找资料，没想到馆长给了他当头一棒：“从没见过有谁写过专门研究匾额的书！”

　　老姚发现，因匾额不是建筑所必需的构件，也不是装饰品，在诸多古代建筑家著作中少有论及。而新一代建筑家对匾额印象淡漠，更是难以关注。此外，文博机构之中几乎无人专项研究匾额。故宫虽然出版过图文并茂的匾额图册，但却把匾额定为“宫廷建筑内外的装饰品”。

　　伴随着对匾额价值的疑问，老姚边收边学，不知不觉中走上了一条匾额学术之路。而就在他越走越兴奋的同时，他不曾想到，这条无人走过的路，竟是如此荆棘遍布。

　　众里寻他千百度

　　从1999年起，老姚开始大量收藏匾额，而且专门从科举匾额入手，因为这种匾额有最广阔的受众面，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共鸣。

　　对于初期的匾额收藏，他说自己还算比较幸运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对科举并不了解，大量流传在民间的匾额并不被人看好，多数匾额在百姓家里只是个摆设。在他收科举匾额之前，那些商人更注意匾额的品相，喜欢较华丽的祝寿匾，而忽视了简约的科举匾。老姚笑称，“我教会匾额贩子‘状元’、‘进士’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明白了，就让我出高价。”对自己的独特收藏道路，老姚还总结道：“不管爱好什么，任何事情都有捷径，都可以事半功倍。”在他看来，自己干收藏这二十年就是从阻力最小的地方入手，注重藏品的体系，不是什么都收，因此没走多少弯路。

　　当时，老姚的确通过比较低的价格收购了一部分匾额，少则几千元，多则不过几万元。到2007年，老姚收藏的匾额已经达到了500余方。此时虽然他还是一边做自己的生意，一边收藏匾额。但重心已经是为创办博物馆打算了，并拿出毕生积蓄创办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 就这样，2007年的金秋十月，在高碑店民俗文化村，老姚名为“励志堂”的“科举匾额博物馆”静悄悄地开馆了。博物馆是个方方正正的中式四合院，3000平方米的院落内，一开张就放上了老姚收藏的500余方科举匾。大门是老姚专门从江西金溪县淘回来的明代万历年间的石坊，中间庭院里挖了个小水池，老姚在里面种了些荷。一进博物馆正门，一座雕琢祥云瑞兽的元代汉白玉石雕牌坊便会展现在观众眼前，那就是镇馆之宝——科举门。这座石坊由汉白玉整雕而成，中层小石匾额的正反面分别刻有“科举门”和“忠”字。老姚说，古时孔庙、府学、贡院的正门内常设有这类具有象征意义的牌坊，学生从坊下经过，寄寓科举高中，福禄双享，但此类牌坊通常上刻“禹门”或“龙门”，其上直书“科举门”的目前国内仅此一件。

　　在收藏科举匾额的过程中，老姚逐渐选择了站在民族历史的高度去看匾额，强调它宣扬教化的作用，而不是把它看成民俗。他甚至把匾额上升到了中国文化复兴的高度，“复兴不能靠口号和理论，需要一个载体。”而匾额正是他的解决方案。“用匾额彰显礼法制度，并成为礼法制度的标志，用以治国安邦，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制度。”老姚认为，匾额的形制及功用，被历代王朝所承袭，即使是辽、金、元、清入主中原，依然沿用，未曾易其形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官方和民间两大匾额体系，共同实施标识和宣扬教化的功用。匾额的应用遍及九州，广泛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以致千行百业，出现了“无处不匾”、“无室不匾”的文化景象，为中国赢来“礼仪之邦”的赞誉。匾额，用艺术形式承载了中国国学的全部经典，承载了优秀道德的精华，足以称之为艺术国学。

　　至今，老姚已收藏了600余方匾额，最为钟爱的却是一方很不起眼的匾，原因便是它的宣扬教化功能。当初老姚在十里河古玩市场看到这块匾时，它没有上漆，边框还是修过的，而且还根本不知道这是哪个皇帝哪年颁布的圣谕。在很多乱七八糟放在一起的匾额中，老姚翻了几遍，都没有把这块品相不很好的匾放在眼里。幸运的是，老姚突然觉得这方匾有宣扬教化的功用蕴含其中，尽管当时手头没有相关资料，他还是凭着直觉买了下来。拿回来后，他也只是把这块匾放在一边不再理会。直到一天，当老姚看到《明朝那些事儿》中谈到六条圣谕，方才意识到这方匾的价值所在，原来此匾的内容正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发全国的六条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是当时户部奉旨颁布的圣谕，旨在安定社会，赞颂良好品行，并要求颁行全国，城镇里坊都要悬挂，定期宣讲。后来，老姚还专门找到了宣传圣谕所用的木笃(铃铛)和委任状。他说，这三件东西放在一起，就可以将中国古代匾额的宣扬教化作用阐释完整，所以在这么多匾额中，他一直对这“六条圣谕”情有独钟。

　　老姚总结自己的匾额收藏理念是要玩到极致，而不是“半瓶子逛荡”。比如，他收齐过一套“一榜三进士”所题写的匾，也就是说把同一科的状元、榜眼、探花三人题写的匾额都收集到了。要知道，清历史上开科114场，会有114个状元、114个榜眼、114个探花，有多大的概率，才能把同一科三个人题写的匾额都凑齐了呢？这三块匾的题名人于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其中状元吴钟骏、探花季芝昌题写的两块匾老姚很早就有，最后也是最难收到的是榜眼朱凤标题写的匾。那是在安徽泾县，有个商贩囤积了20块匾，老姚翻到最后发现了朱凤标的那块匾，欣喜不已。匾上是“太史”二字。朱凤标的书法非常漂亮，书写的内容又不是贺寿之词，刚好和科举有关，这块匾实在是难得的珍贵之物。商贩听说姚远利是从北京来的，还故意抬高了价格。

　　有了这些令人信服的藏品后，按说一般人就应该满足了，可以跟许多人炫耀了，但老姚仍不满意，他更在意的是能否从藏品中提炼出真正有用的思想，并回报社会。因此，当许多人建议他请专业团队为博物馆进行包装时，他会断然拒绝。“为什么博物馆建设越来越豪华，展示不惜成本，陈列花样翻新，以人为本的服务越来越周全，而教育的效果却不显著，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微乎其微？”老姚说他自从创办博物馆后，就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

　　很多博物馆人把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民众的素质：“众多的观众只注重文物的社会经济价值，而不关注艺术品的内涵和学术理论。”老姚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博物馆自身首先应深刻反省。“最起码，你没有向观众提供比文物的经济价值更吸引人的亮点。”在他眼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博物馆有文物，没有思想，缺少与观众思想沟通的新观念。

　　老姚这种唱反调的举动，的确得不到许多博物馆从业者的认可。同时，他也不满意如今博物馆给民营博物馆交流的机会太少。为了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表达自己的观点，老姚还曾在一些会上争取过发言机会。当他提出匾额学概念时，有些学者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一个专学或者学科的提出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众多的研究者，并且有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二是形成了完整的理论研究体系；三是这个领域有权威者倡导。就现实而言，这些条件都不具备，无奈老姚就成了首倡者。他认为，由于文物市场开放，博物馆和相关机构的专家学者数量上的不足，准备的不够或无暇顾及，学术理论上的大漏小漏多有所见，而自己有多次“捡漏”成功，使他对在学术上“捡漏”的兴趣更加浓厚。

　　在匾额学术领域，老姚说：由于关注的专家学者太少，自己有一种很孤独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