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佛像风格：汉藏艺术交替影响

　　明清和民国时期，佛像艺术不同于过往的任何一个时期：一是造像题材的模式化和世俗化，二是造像风格的程式化和世俗化。

　　根据当时社会历史分析，造成这一时期佛像艺术衰颓的原因主要有三：佛教自身发展的衰颓，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和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

　　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影响极大，特别是明清诸帝大力推崇藏传佛教，大兴藏传佛教寺庙，在皇宫设立造像机构，使藏传佛像艺术在内地得到了广泛传播，带动了汉藏佛像艺术的深入交融。藏传佛教重视造像仪轨，讲究造像的量度和躯体各部位的比例关系，它对塑造庄严如法的佛像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但却禁锢了造像者的发挥与创造，限制了佛像艺术个性化发展。这种造像艺术模式因明清诸帝崇重而大行其道，对内地传统造像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内地传统造像艺术纷纷仿效藏传佛像，形成了汉藏佛像艺术交融共存、汉藏风格趋于统一的趋势。

　　这五百余年间，时间、地域、产地和雕塑者的不同，佛像艺术在造型风格和制作工艺上也表现出不同的变化。

　　明代诸帝除世宗崇奉道教外，多程度不同地崇奉佛教。由于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和明代诸帝对藏传佛教采取的政策、态度略有不同，明代佛像艺术出现了汉藏佛像艺术交融、交替影响的局面。这里分五个方面来探讨明代佛像艺术表现出来的不同风格特点。

　　洪武时期内地传统造像

图一 明洪武十八年 木雕水月观音菩萨像 高77.5厘米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图二 明洪武二十九年 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两尊 高5.7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洪武时期的佛像艺术承袭宋元风格。目前，几尊存世的洪武朝纪年造像反映了这一时期佛像艺术的基本风貌。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洪武十八年（1385年）木雕水月观音菩萨像（图一），整躯气宇轩昂，显宋元造像雄阔健硕的艺术气韵。像背装藏洞木盖竖刻题记：“东安村众村人等与维那……谨发虔心……吉祥合家乐安。洪武十八年七月。”若无题记，我们根据经验判断，一定会确定为宋元时期的作品。

　　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两尊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图二），大小和造型风格完全一样，皆结跏趺端坐，显现释迦牟尼佛成道时姿势。佛座为六角形束腰式须弥台座承托单层仰莲座的组合形式。须弥座束腰处刻铭文：“周府欲报四恩，命工铸造佛像一样五千四十八尊，俱用黄金镀之……洪武丙子四月吉日施。”体量虽小，做工精巧，风格古朴，气韵十足，从整体造型到细部刻画带有明显的唐宋造像遗韵。

　　此像弥座铭文反映了明初藩王奉佛的历史信息，“周府”据考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周王朱肃王府。朱肃于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吴王，洪武十一年改封周王，洪武十四年就藩开封。洪熙元年（1425年）卒，谥号“定”，所以又称“周定王”。周王为何要造这些佛像，且是有零有整的数目？原因还得从朱元璋结发之妻马皇后去世说起。据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马皇后去世，朱元璋为表缅怀之意，决定选派有道高僧分别辅助诸子，一方面帮助诸子为马皇后念经祈福，再一方面对诸子实施佛教道德教化。由此因缘，诸皇子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周王朱肃大造佛像应与此因缘有关。至于他为何选定5048这一数目，有学者认为与佛教大藏经入藏经目有关。佛教大藏经入藏经目最早由唐代西京崇福寺高僧智升编订，主要体现在他编著的20卷《开元释教录》中。在这部经目著作中，智升选取了5048卷经典作为大藏经的定数。后世雕印大藏经多依之为准，或以之为基础略有增删。也有学者认为是受到南朝傅翕大士发明的转轮藏的启发。转轮藏是一种储藏大藏经的活动装置，转动一周，即表示念诵全套大藏经一遍，可谓一举而多得。朱肃选定此数造像兼具礼佛和诵经的功德和意义，与转轮藏的功用完全相似（金申：《历代佛像真伪鉴定》，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应该说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

　　周王造像国内外其他一些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有收藏，初步统计存世数十尊。这些造像大小、风格完全一致，应当是一模所出，只是保存品相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造像也有不少仿品出现，有的是近年新仿，有的是清末民国时期所仿。不论何时仿制，仿品与真品区别明显，不难鉴别。

图三 明永乐 铜镀金金刚手菩萨像 高20厘米 国内收藏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