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虎不辞而别,四年杳无音讯。百静中,常常想起他。
特别是在看画展的时候,往往有意无意地,把眼前的画同他的作品比较。这些年来看到好画不算少,或狂或怪,或高华或古朴,或苦涩凝重或潇洒优雅。但总觉得,他们多少有些欠缺,似乎是缺少某种对艺术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石虎所具有的那种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自由是艺术的本性。我想不论是什么作品,用何种媒体何种手法,其最高境界都应当体现出一种自由精神。自由精神一种生命力,它植根于作者的心灵,贯注于作品的全体,是把作品的各个局部联系成一个整体的东西。它需要一种活跃的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来把握,不是仅仅凭技巧可以得到的。相反,过于圆热的技巧,特别是那种符合某种特定操作规范的技巧,对于它来说往往倒反而是二种无形的束缚。
就技巧来说,石虎的起点是很高的,无论表演描绘基本功还是传统“文人画”的笔墨功夫都很扎实,从民间美术和工艺设计也汲取了丰富的养分。这些从他早期的画上都看得出来,但他并没有沿着这段现存的道路走下去。无论传统美术,学院美术还是新潮美术于他都有如过眼烟云。他脚不停地走着自己的路,仿佛蛰居闹市的一个隐士,仿佛迷失在现代社会的一个蛮子。他愈画愈显得生疏,愈显得稚拙,以致在一般的眼光看来,好像是不会画的人画的。但是这个“不会画”。那些“会画”的人却怎么也学不来。
石虎常说,他就是要“画不会画”。这句似乎语法不通的短语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原理。其所以深刻是因为它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前提而是从艰苦的艺术实践中获得的。石涛说过要以无法之法学至法:马蒂斯提出画家用儿童的眼光看世界:毕加索和许多先锋派大师都曾模仿过非洲的部落艺术,甚至在石器时代的洞窟壁画。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也都在追求着各自的“画不会画”。这不是偶然的。自由精神只存在创造过程即超越行为之中才能实现,既然“画”已成为一种通用符号,一种操作规范,那么超越它的途径就只能是一个“不会画”。会与不会,在这里不过标志着两种绘画观念的区别而已。杜夫海纳早就指出:黑格尔在二百多年前所作的艺术将要死亡的预言已经成为事实,传统的绘画观念已经死亡。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画不会画”实际上也是对传统绘画观念的一种反叛。
在中国大陆美术界,这种反叛十分普遍。但理论上呼声很高,实践上收效甚微。甚至80年代没有屈服于政治指挥的那一部分画家,到了90年代也都纷纷臣服于拍买之槌,自动地接受了市场信息的支配。1989年以后崛起的第三代新潮美术家群(即所谓“(泼皮群”),开始在技法上向传统,向现实主义靠拢。内容上则趋同于以旁观者的调侃,来对待无可奈何的现实处境:或者把严肃的主题滑稽化,或者一本正经地描摹那些日常生活中平庸的乏味,毫无意义的细节,共同表现出一种无聊感,玩世不恭和泼皮式的幽默。
这种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可以说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是从负面向绝对零度的一种挑战。但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向着比较单一的表现方法的回复,这种在特定时期内普遍的趋同现象,(传统崇拜、规范崇拜是一种趋同:信息崇拜,时尚崇拜是另一种趋同)不能不说是画家们缺乏自由精神,从而为特定的眼光(特定的观看方式),特定的外在指令(例如市场需要,收藏家的趣味)所支配的一种表现。换句话说。画家们不是为自己创造观众,而是让观众的眼光来塑造自己。在这个过程之中,反叛精神早已被消解得无影无踪了。向着绝对零度的挑战,也由于缺乏回应而疲软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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