俏佳人作陪 畅游四海
长江后浪推前浪。杨宛君的“后浪”,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徐雯波。这位比杨宛君小十几岁的少女,是张大千女儿张心瑞的同学。她平时喜爱画画,有一天得知心瑞的父亲就是张大千,于是很想来目睹一下这位画家。没想到,当时46 岁的张大千见到这位16 岁的盈盈佳丽,先被她的娴静优雅迷住了。
一位是正遭遇“中年危机”的大画家,才高八斗,但家事缠身(与黄凝素矛盾很大),日子过得郁郁烦心;一位是父母双亡、寄住在姑母家的文艺美少女,青春如初露,但内心很渴望父亲般的疼爱与导师式的指点。
于是张大千答应徐小姐可以经常来家看他作画,徐也欣然前往。两人秘恋之后,张大千又尽量抽空去她姑母家画画,博得姑母的认可。姑母虽然仰视张大千的才华,但坚决反对这门亲事。
毕竟徐雯波出身于书香门第,受到良好教育,父母都是大学毕业,不幸在瘟疫中早亡。这样亭亭玉立的女学生,怎能嫁给比她大三十岁的老男人做四姨太呢。但是小女子铁了心要嫁,并以怀孕为由,姑母只好同意。1947 年,这对老夫少妻低调完婚,两年后离开大陆,后半生漂泊海外。张大千没有看错,徐雯波的确是一位内外兼修的全能妻子,而且在他晚年时寸步不离、精心照料。1983 年,张大千在台北病逝。在这四房妻妾中最风光,陪伴大千时间最长的徐雯波,终究失去了挚爱的丈夫。晚年的她,拜马寿华为国画老师。在画案旁,她定是常常想起大千挥毫泼墨的身影吧?
除了与中国女人的情缘不断,张大千在中年和晚年,还各有一段持续了十年的异国恋。先是1927 年对韩国15 岁的靓丽歌舞伎池春红情深意切,即使妻妾反对,也仍然每年赴韩鹊会小情人,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是1953 年去日本购置绘画材料时认识的秘书山田喜美子,美若天仙的聪慧少女让张大千欢喜不已,于是白发拥红妆,以后每去日本,山田必伴其左右。
这一位一位美好良善、痴心不改的女子,用她们最鲜活如花的纯真年华滋养了张大千的生命与创作。张大千也以一颗爱美之心,丰富着她们的青春时光,并不断萃取精华灵感,为世人带来拍案叫绝的画作。
世态炎凉中冷暖自知
在1896 年的夏末,紫禁城北边的恭王府内诞生了一名男婴,他就是道光皇帝第六子恭亲王的次孙——溥儒,后来取字为心畬。
皇清神童 不识愁滋味
由于祖父是曾经连慈禧老佛爷也畏惧三分的权臣,小溥儒的身份实在显赫。况且他天资聪颖、勤奋过人,5 岁就被慈禧太后夸为“本朝灵气都钟于此童”。这个无比高贵的起点,让长大后历经颠沛流离的旧王孙,何以直面惨淡的人生?
享用锦衣玉食、饱读经史子集、善学琴棋书画、练习骑马射箭,这就是溥心畬成年之前的生活。在他心里,这是太正常不过的日子。然而,就在皇清神童初长成的光景,大清王朝轰然倒塌。
不管这位翩翩少年当时是否意识到人生将就此转轨,他仍然孜孜求学。先是就读于贵胄法政学堂(后并入北京政法大学),18岁毕业后赴德国柏林留学。同时,由于袁世凯之乱,17 岁那年,他已不能再住恭王府了,先是暂时避难于清河二旗村,后随家人隐居戒台寺十余年,直到1924 年才得以返回恭王府旧地租住。也就是说,三十而立之前,他几乎是被圈养的,无论是恭王府,还是西山的戒台寺,他一直生活在封闭的象牙塔中,没有深入接触过湍急巨变的现实社会,也不知如何与三教九流打交道。
甚至他的隐居生活都不贫苦,反倒是单纯充实而清净,物质上也比较富足。原来,恭亲王晚年曾在戒台寺养病避难,出资万两黄金重修过这座唐代古寺。这里几乎可谓是溥心畬家的家庙。隐居的日子里,在母亲项太夫人的谆谆教导下,溥心畬以诗文与书法为功底,悠闲平静地临摹了不少宫廷和王府珍藏的名画,画艺在一次次临摹和嬗变中日益成熟精妙。这为他日后卖画以自食其力,做好了深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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