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给女儿留下最值钱的遗产

　　作者：张心庆

　　今年4月，一些媒体刊登了一条消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一幅画《爱痕湖》，在北京嘉德拍卖公司拍出1.008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是空前的。当时，我正在美国休斯敦探望大女儿。说实话，我心里也很激动。爸爸的画价值连城，能为中国、为东方甚至全世界所认可，是值得庆幸的。

　　此画如此昂贵，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也有人对我说：“张心庆，你是张大千的女儿，肯定有他的画，不说多，两三张总是会有的……”我哭笑不得。我不可能逢人就解释，“文革”期间，这些画早就被抄了……过去的事，老重复说也没有意思。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真的，我现在也算得上是个“无产者”。我后悔吗？怨恨吗？不，什么都不。人不能抱着过去的恩恩怨怨不放手。爸爸曾教育过我：“好女不穿嫁时衣，好儿不吃分家田”，人总得自力更生，独立坚强地生活。这些(画)是有形资产，损失了不算什么。我心灵的财富，那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宝。

　　很多年前，我就想写写爸爸张大千，让世人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一张张绚烂画作的背后，他有着一颗怎样的心灵；作为一位享誉东方的绘画大师，除了有炉火纯青的绘画技艺，他的心中又蕴藏着哪些秘密。我想，这些才是爸爸留给我最宝贵的遗产。

　　爸爸教我做人道理

　　1930年，我出生在上海，那时，爸爸31岁。我们家祖籍广东番禺。这事儿，爸爸说过不止100遍。阿公(祖父)原来是个小盐官，阿婆(祖母)是位大家闺秀，聪明能干，诗、书、画、刺绣都很在行，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绣女。阿婆什么都好，就是爱包办子女婚姻，子女都很孝顺她，也不反抗。我父母的婚姻就是阿婆包办的，以致他们之间没有感情。母亲曾正蓉结婚11年，才生了我一个女儿，爸爸的事业心特别强，时常在外东奔西走，很少在家，更何况他们两人是包办婚姻呢。

　　我一生有过4位母亲。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爸爸既然组织了这样一个家庭，我也感受到它的温暖，那就接受它吧！我爱我的爸爸，也爱他身边的人，就像我妈妈说的：“我爱我的丈夫，也爱他的父母以及每一位家庭成员。”

　　爸爸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的第一颗种子，就是“孝敬老人、关爱老人”。我现在已经是一位81岁的老人了，但5岁时的一个场景，我至今还记得。

　　1935年，我家住在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阿婆卧病在床，爸爸从北京特意回来看望她。一进门，爸爸就给阿婆磕头，说：“您老人家病了，我没有回家伺候您，是最大的不孝，请您想开些，不要生气……”爸爸急急忙忙去了厨房，端来一大盆热水，他把阿婆抱起来，给她洗脸、洗手、剪指甲，然后把阿婆脚上的袜子脱掉，我一看，惊呆了，阿婆竟有一双被扭曲的小脚。爸爸耐心地将裹脚布一圈一圈地解开，给奶奶轻轻地洗脚，慢慢地按摩。那时候，爸爸在中国已是小有名气的画家，可是回到老家，他竟然还能为阿婆洗脚……我对爸爸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爸爸是一个很重情谊、懂得感恩的人。他不止一次对我们几个孩子说：“我幼年时，家里贫寒，你们的奶奶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常给别人绣花、做嫁妆；家里的事情全靠你们的三伯母照应，她把我拉扯大，我永远忘不了长兄为父、长嫂为母。”因此，爸爸成年后努力画画，把这个家的担子担起来。每当爸爸开了画展回家，总是买最好的东西送给哥哥嫂嫂，然后才是自己的妻子。对我们小一辈的子女也是如此，把好的先给侄儿侄女，最后才是我们。爸爸有兄弟四人，加上下一辈的子女总共有二三十人，有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谁有能耐，谁就多担一点。

　　爸爸不但管家里的人，还主动帮助他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家属。有一次，一位师兄的妻子生病住院，家里没钱，爸爸便拿出我和妹妹上学的学费，交了住院费。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爸爸的手是画画的手、神秘的手，可以呼风唤雨，改天换地。想什么，画什么，要什么，有什么。爸爸的手是平凡的手、勤劳的手、智慧的手。给奶奶梳头、洗脚、剪指甲，把病中的女儿从深夜背到黎明，给朋友烧菜、做饭、炖鸡汤……”他教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

　　“画美，心灵更美”

　　1943年，我刚上初中，已经有了基本的是非观念。我们家里兄弟姐妹上学，爸爸从不硬性要求成绩好坏。但有一点，他对子女们的生活习惯、道德品质非常重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家的子孙后代有三戒：戒烟、戒酒、戒赌。因此，我们的大家庭中，没有一人敢抽烟、喝酒、赌博。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报纸上看见一则有关爸爸的小故事，标题是《张大千—世界上最富的穷人》，我打心眼里赞成这一点。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爸爸常在各地开画展，收入不菲，但奇怪的是，我们家并不富裕。根据爸爸的收入，我们家完全可以购置田产，住豪门大宅，可我们的家却“富可敌国，穷无立锥之地。”家里的住房，全是租借朋友的。

　　钱究竟去了哪里？大部分用来买古画。爸爸不断地钻研、临摹，特别喜欢一些艺术大家，如石涛、八大山人、唐伯虎、郑板桥等人的作品。只要喜欢的，是真迹，爸爸就不惜重金买下收藏。渐渐地，他成了古画的专家、收藏家和鉴定家。爸爸为了画出自己的风格，大胆向古人学习，向民间学习。临摹敦煌壁画时，他不知花了多少财力、物力，还向银行贷款，听说把一家私人银行都拖垮了。他日以继夜地在敦煌洞子里画呀画，进敦煌时满头青丝，出来时两鬓斑白，那时他才40多岁。

　　爸爸以画画谋生，但从不吝啬。无论是达官贵人、平民百姓，只要喜欢爸爸的画，向他开口，他都痛快应允，不取分文。1940年抗战时期，我们家住在四川青城山上的青宫庙，爸爸经常要带许多画具和纸张上山写生，他请了一位叫王青云的人抬滑竿。一天，王青云提出请爸爸给他画个像，爸爸答应了。第二天，王青云大清早来到我们家，手上还提着一只山鸡。爸爸说：“老王啊，你怎么不给我抓一只活的来，这么美的山鸡，画下来多好呀！真可惜……”老王看着自己的画像，高兴极了。

　　1963年，爸爸和我有一次去香港。我们住的酒店有两位负责打扫卫生的服务员，他们怯生生地对爸爸说：“我们想请您画一张画。”没想到爸爸笑了，“你们怎么不早说呢？我还以为你们不喜欢我的画。你们每天为我做这么多事，我怎么能不感谢你们呢？我马上动手画。”

　　那天，爸爸给他们画了一张松下老人，一张花卉。旁边一位客人看得入神，要出高价买这两幅画，爸爸不给，说早有主了。客人一看是服务生，惊讶地说：“我还不如他们？”爸爸生气了：“你有钱可以在我画展时买，我对朋友一视同仁，我们只是工作职业不同，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你好自为之吧！”爸爸把画交给服务员时，他们激动地说：“张老先生，您的画美，心灵更美。”他们深深地向父亲鞠躬，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