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蒙克的一幅《呐喊》在拍卖场上以120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而不久前，一件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成功吸金10500万美元，一幅培根的《弗洛伊德肖像画习作》更是创下了14300万美元的拍卖新高。对圈外人士而言，艺术品的定价颇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凭什么一件作品只卖1万英镑，另一件能卖到100万英镑，而有的却可以上亿？
有一点很明显，是谁创作了这幅画很重要。一个艺术家就是一个品牌，时而流行，时而淡出。就在10年前，培根的最高拍卖价格还停留在850万美元。而本次14300万美元的天价证明了人们审美趣味的转变：40年前最高价都是古典大师们的专利，而今光环和需求都转向了现当代艺术。这当然也反映出顶级的现代艺术品比顶级的古典艺术品量更大，因为现如今，古典艺术精品已经越发稀少。
有些艺术大家有着永恒的价值。无论是达·芬奇、拉斐尔、伦布朗、鲁本斯，还是毕加索、马蒂斯，难以想象艺术史有朝一日会对他们的重要性提出质疑。也有些艺术家，比如超现实主义和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因其最近几年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得到重新评估而身价大涨。当然，如果一个艺术家刚刚在泰特美术馆办了一个大展，那如此高规格的亮相也一定会刺激其价格的上扬。
另外一个令艺术品增值的因素就是所谓“花边新闻”。关于艺术家私人生活的一些背景故事会影响到人们对他本人以及他作品的评价。以凡·高为例，除了他在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外，他本人悲剧性的生活经历也提升了他在藏家心目中的价值—是情感上的，也是经济上的。
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艺术家“花边新闻”包括：一段失败的恋情，和某位美貌“缪斯”的亲密关系，疯癫（不是疾病，因为买家会不由得把疾病和质量不保相联系），反叛行为，甚至是狱中生涯。英年早逝对于艺术品价值而言，有时也不是个坏消息。蒙克、培根和沃霍尔都有着充满色彩的私生活，这成就了他们的神话，于是也成就了他们的价格。
同样的，一个艺术家的某个特定阶段会比其他阶段更受追捧。凡·高的晚期作品就比他的早期作品更加昂贵；雷诺阿1870年代的画作要比之后的作品更值钱；毕加索1930年代早期的作品尤其受到青睐。
作品辨识度也是市场所看重的。你当然希望刚刚花血本买下的那幅挂在客厅里的莫奈，来访的客人一看便知，“哦，这是莫奈的大作”。因此，莫奈作品中凡是以睡莲或者鲁昂大教堂为题材的，都要比那些不那么典型的肖像或者静物卖得更贵些。从这点上讲，蒙克的《呐喊》有着足够的辨识度，而大部分客人在走进主人客厅时，也总是能够快速地认出培根的肖像画，或者沃霍尔的《银色车祸》（Silver Car Crash）。
在传统绘画中，一些题材无疑比另外一些更加讨巧：漂亮女人的肖像肯定比阴郁老头的卖得好，阳光明媚的风景画比乌云密布的来得贵，风平浪静的海面比巨浪滔天更受偏爱。而作品中的兽类、鸟类最好都画成活的，因为一般而言死亡在画面中总不是什么好消息。此外，裸体，只要模特儿够漂亮，都卖得很好（但对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买家而言可能有些困难，这在当今市场上不得不作考量）。再者，圣经题材的作品已经过时了。当然名家名作不在此列，因为它们有实力超越一切条条框框。2002年苏富比卖出了一件鲁本斯的大作《屠杀无辜》（The 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这幅描绘大规模屠杀婴儿的作品乍看并不占优势，但其最终却以4900万英镑的高价成交。
除此以外，作品的养护状态也是影响价格的因素。众所周知，绘画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老化。像人一样，有些作品也不得不接受“整容手术”。但一旦“整”的范围过大，那作品价格就会受到影响。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作品本身的历史：它曾经被谁收藏过，在哪里展出过，哪些画商曾经经手等等。同样是一件塞尚的作品，若是出自著名的保罗·麦伦收藏（Paul Mellon Collection），便要比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来路更卖得出价钱。相反，一幅作品的收藏名录里若是有了纳粹陆军元帅戈林的名字—即便他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那可未必是个利好消息。
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懂的，那就是这幅画作有没有“征服墙面的能力”，有没有那种撼人心魄的力量来促使别人买下它？这关系到画面的构图、色彩（蓝色和红色相对更卖座）和情感的震撼力。一件艺术品的高质量（很难定义，但当你看到作品时就能懂）往往能通过它的价格体现出来，有时达到惊人的程度。艺术家的一件佳作可能能卖到10万英镑，而一件超一流的作品则有望直接冲上百万英镑。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市场正确反映了艺术品的价值。
（来源：《东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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