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三年功过难辨
提到张大千，面壁敦煌是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大千世界”展览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幅色彩鲜丽、颇有隋唐风韵的画作，这是张大千1941年到1943年的敦煌临摹壁画作品。传记作家高阳认为，张大千敦煌之行的动机相当复杂，除了艺术上的朝拜，更有炫人耳目的成分。
1940年10月，张大千带着三太太杨宛君、儿子心智，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敦煌，如苦行僧般临摹壁画。后来张大千接到二哥病逝的消息，中途赶回重庆治丧。1941年3月，张大千筹措资金，携几位藏僧画师，从兰州出发，第二次抵达莫高窟。
张大千特地雇佣了塔尔寺的五个喇嘛，这些喇嘛掌握一种缝制画布的特殊技艺。敦煌千佛洞的壁画高数丈，张大千带去的纸根本不够长。缝布会有针眼，画布缝紧后针孔更明显，但塔尔寺的喇嘛却能缝得天衣无缝。这些画布缝好后，加上一层用羊毛熬成的胶和生熟石膏，干后再用光滑的鹅卵石打磨，正面反面涂上很多次，这种画布不仅光滑，下笔不涩，用墨不渗，也利于保存。
敦煌地处大漠，缺食少穿，冬天滴水成冰，还常有兵匪骚扰。洞内光线暗淡，“白天八九点钟，敦煌的太阳射进洞里，一到午后，太阳往南走光线就暗了”，张大千要一手秉烛或提灯，一手拿笔，往往需反复观看多次才能画上一笔。
1943年10月，张大千用20余头骆驼载着临摹的276幅壁画，回到四川，并完成了20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石室记》。
回到重庆后，张大千便开始展出自己的敦煌临摹作品，陈寅恪评价他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在他的呼吁和于右任倡议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3年成立。两年七个月的敦煌之行，张大千卖掉不少珍藏的古字画和自己的作品，还向人举债5000两黄金，直到20年后才还清。
张大千对敦煌文物的探索和研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多年来，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对敦煌文物的破坏也是不可饶恕的。1941年中秋张大千陪同于右任参观，随行的窦景椿后来曾回忆：“记得参观到一个洞时，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成分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
张大千向于右任讲述了他的一个新发现：洞窟里的壁画竟有好几层，要想看里层精美的画作必须把外层剥落。窦景椿在回忆里提到一个细节：随行人员为了让同行人看得更清楚，便拉开剥落的外壁，由于用力过猛外壁被撕碎脱落。但是也有记载表明，这浮面的一层是张大千与于右任商量后，命士兵打掉的。1948年，经由兰州某报通讯，甘肃省议会提案转请教育部“严办借名网利破坏敦煌古迹之张大千”。张大千多年背负“毁坏壁画，盗窃文物”的罪名。
1981年，署名石湍的文章以作者亲身的经历对此进行驳斥，指出张大千使用剥败壁的方法是我国美术史的一个创新，文章被香港《大成》等杂志转载。老友谢稚柳也为其辩护说：如果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能把外层打掉，来揭发内层的精华呢?谢稚柳与张大千40年朝夕相处，二人同一天离开人世。
身在台湾的张大千看到这些文章以及老友为自己的辩解不禁老泪纵横。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既然当时的工艺还不能达到内外兼得的水平，那么张大千就应该将此保留，待后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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