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中西合璧的大幅泼彩
初到西方时，张大千的创作以水墨画为主，但水墨画在西方并无立锥之地，那些在西方坚持使用毛笔耕耘的人都惨败而归，张大千只好改弦更张，全力攻克西方油画技艺，尤善中西合璧的泼彩创作。晚年张大千改变画法还因为他“由于眼病的妨碍，早年精细的工笔绘画已很难再画了”。
展览中有几幅张大千晚年的泼彩作品，其中1965年创作的《瑞士云山》和1981年《湖山高隐》，由张大千的家人提供，是第一次露面。当时张大千到瑞士办画展，他在飞机和火车上的看到这些异域群山，画下了这幅《瑞士云山》。泼彩是在泼墨技艺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是一种高度概括的抽象手法。张大千在画作中对于光线阴暗等方面，加入了西洋画写实的手法，是对中国画的突破。山头是比较亮的色彩，表现的是阳光照在山峰上，下面又表现了云层掩盖下比较暗的山体。画中使用的都是中国颜色，朱砂，石青，石绿，在墨中掺有华青。
不仅画泼彩，张大千还热衷于画大幅作品，他曾对夫人说，“要想称得上一个大画家，必须得画几幅大画才能够在画坛上立足。”张大千亲自设计了大画楼，分两层，长20米，宽10米。楼下两边是卧室，有间裱画室。楼上除几间储藏室、一张大画桌外，便是规模如“体育场”的大画室。
3×12米的《巨荷图》“泼墨泼彩”便是在这里进行：张大千把墨汁倒在一个大盆里，画室地毯上铺满画纸。他把磨好的墨汁一碗碗地倒在纸上，把墨全部泼完，只用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将画室门锁上让墨汁自然风干。
第二天把画室门打开时，只见映在眼中是一团团大墨疙瘩，柔软的宣纸也因水浸而皱缩了起来。张大千不慌不忙地又开始一碗一碗地把石青颜料泼在宣纸上，又关上门，继续风干。
这样一连“泼”了好几天，直到数日后，大千指挥儿子葆萝和弟子们，把宣纸一张一张抬到桌上，然后用笔把每个墨团连接起来，又画出一朵朵的荷花加以点缀，最后将宣纸拼在一起，《巨荷图》成了。
除了《巨荷图》，晚年张大千还创作了长三丈七、宽八尺的巨画《庐山图》。他没有登过庐山，画的是他心中的庐山。那时他已是八十老翁，右眼已失明。作画时须由家人扶抱上案，趴伏挥洒，备极艰辛。
台湾收藏家黄天才说，第一天所谓开笔，事实上根本没有画画，他只是把它打湿了，泼了很淡的墨在上面，然后用拖把上去把它拖开。这里拖一点墨水，那里拖一点墨水。大概休息了一个月才继续，进展非常慢。这张传世巨作《庐山图》耗时近三年，期间大千几度病倒又几次续笔，最后也未完成，是唯一一幅没有落款的画作，成为张家的传家宝。
思乡心切晚年短暂定居台湾
张大千50岁时登上去台的飞机，一生没有再回大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高层领导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并希望其好友谢稚柳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大千回国。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稿后，周恩来曾亲自指示文化部颁发4万元奖金，并说要留2万元给大千先生回来后用。
面对这一切，张大千并不是没有动心。1957年春天，张大千托一位印尼华侨捎口信，说他想回来看看。只可惜答复还没有作出来，“反右”运动就开始了，张大千迟疑之中还是断了回国的念头。张大千先后有四房妻子、九子七女。他要自食其力地供养全家人，就必须以卖画为生，而按当时大陆的政策，他肯定难以适应。
1976年1月，张大千携四夫人徐雯波从美国飞抵台北，正式申请移居，他亲自选定台北外双溪附近建造新居，取名“摩耶精舍”。1983年，八十五岁的张大千病逝于台北荣总医院。从仿作古画到敦煌面壁，张大千的一生一直饱受指责，从“画荷圣手”到“飞扬世界”，他的作品又被极尽追捧，从巴西的艺术基地八德园，到台北双溪的摩耶精舍，张大千的身边总是群英汇集，谈笑鸿儒。丈量这位传奇画者的八十五年人生，其精彩程度总是让人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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