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征战到运输，马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因为其高贵的体态、卓越的能力而享有尊贵地位。在当代，马虽然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却依然受到王室、贵族的钟情，也成为当代艺术家热衷的题材。
2012年，大英博物馆举办名为“马：从阿拉伯到王家赛马会”的文物展，英国女王鼎力相助，出借了多件相关作品，暴露出她也是马艺术的忠实拥趸。马同样是阿拉伯王室的挚爱。多哈亚运会开幕式，卡塔尔王子骑着马在雨中奋力冲上高台，在世人注目中点燃了圣火。
这一英雄壮举式的勇猛精神深深触动了当代艺术家蔡国强，也让他对阿拉伯马的能量印象深刻。5年之后，当他受邀来到多哈举办个展时，带着摄制团队进入了国王的马房。这部关于阿拉伯马的纪录片呈现了它们在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下的精致生活，修脚、游泳、洗澡、练习，以及交配。艺术家后来总是对于交配这一个片段念念不忘，“为了选出更精良的精子，他们会让一批母马在前面诱惑，公马只能看着母马，捅一个木头，”尽管它们养尊处优，但却无法获得另外一些东西，艺术家认为，“这是它们的悲剧的命运。”
时至今日，马依然可以维持着它们昔日的尊贵地位，甚至因为高科技的介入而获得了更加舒适的生活。然而，蔡国强以其对个体处境的敏感，揭示了马的现实处境。以马的处境为创作灵感的作品在当代艺术领域并不鲜见。
墨西哥建筑师路易斯·巴拉甘20世纪初出生在瓜达拉哈纳附近的牧场，他毕生爱马，甚至专门为马设计过庄园。后来，他的故居被改造成博物馆，在博物馆的屋顶平台上摆放着一尊雕塑，是一匹白马在石柱上腾空而起。1995年，艺术家安利·萨拉受邀来到博物馆驻地创作，对该雕塑记忆犹新，他的作品《没有巴拉甘，别哭》在一处摩天楼的屋顶上还原了雕塑的场景，只是，他选择了一匹真马。真马自然无法重现人们理想中的情景，它的肚子被托起，四脚悬空，尴尬而茫然地扭头望着自己。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广场上的骏马雕塑依然英姿勃发地诉说着自己的辉煌。然而，这样的场景只是历史的矫饰。在莫里吉奥·卡特兰的作品中，马儿常常被插入墙壁，或者被高高吊起，这一吊诡而荒诞的场景，却揭示了隐藏于平凡之中的真相：马儿已经远离了高度发展的文明核心，只能在社会间隙的虚空里寻求生存的立足之地。
马的品质似乎已经不再被需要，而今的马只能流浪于种种另类领域。一些国家培育出了小型马，作为宠物或者用来导盲。马偶尔也会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通常只是隐遁在电视屏幕后面，在一些竞赛和节庆中才会偶露真颜。
马并非人类社会唯一而孤独的流浪者，在文明系统的间隙里，同样有人类自己所追求的自由和自然。2011年初，一批驻扎在上海市威海路696号的艺术家因业主拒绝续约被迫搬走，其中之一的马良选择了浪迹天涯的旅程。离开696号不久，马良开着一辆装满器材和道具的黑色厢式货车，开始了“移动照相馆”项目。
南瓜马车、大象滑梯、模型直升机，艺术家徒手制作出一个虚幻而美好的童话场景。参与者身临其境的同时，也从现实琐碎的生活中获得了片刻梦想的机会。
如果说马曾经代表了人类对于自然的征服和驾驭，那么此时此刻，在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中生存的个体眼中，马寄托了他们逃逸的梦想。
“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马似乎就意味着能从大人的，家庭和学校的扭曲世界里逃离出来，尽管我当年也像一个野孩子一样自由自在。”马是德国艺术家亚历山德拉·沃格特的创作主题，也是与她心心相印的伴侣，“它高大、绅士，可以随时准备着跟你一起逃走。”
亚历山德拉而今养着16匹马，它们像野马一样生活于户外的大牧场，艺术家心血来潮时便会骑上一匹跑个120公里。艺术家与它们共同生活，即兴地拍摄它们的影像。在镜头里，马儿被胸罩蒙着脸，或者全身裹着窗帘，与此同时，它们平静而沉默，甚至有些心不在焉，仿佛这就是它们和主人的生活常态。
2012年，向京和瞿广慈在上海举办了离沪十年后首次双个展“这个世界会好吗？”，宣传海报封面便是向京作品，一匹眼神清澈的骏马。向京曾经提及，她所有有关动物的雕塑都有她的宠物狗黑皮和花花的灵魂。这两条狗伴随着艺术家夫妇走过了两个1400公里的旅程，见证了他们从北京来沪，又回到北京发展的十多年历程。随着它们越来越老，艺术家不敢为它们作像，却在每一尊动物的塑像里念想着它们。向京的作品常常被女性主义理论家引用，尽管她自己不会以女性主义者自诩，但她的作品依然透露着朴素的生态女性主义情怀。
这是来自一匹眼神清澈的骏马的提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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