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建筑让我们更加性趣盎然？

　　建筑师对性这个话题能表达之有限，实在是奇怪。如果他们日常设计的建筑里有人享受性爱，你会觉得他们该多用点时间考虑这事。我们的性生活由建筑支撑而庇护，建筑告诉我们在哪、什么时候可以（或者不可以）做爱，也决定做爱对象。要逃离建筑物去公园和沙滩打野战，或者去车震，都是某种出格行为。大多数人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比如室内，做爱。

　　我在阅读早期的一个重要发现是2006年的书《在囚禁中交配》（Mating in Captivity），作者是现居纽约的性咨询师艾瑟·佩莱尔（Esther Perel）。佩莱尔认为，性爱浪费时间、需要空间，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被太强的亲密感所抑制。这些特质都对建筑有引申含义，但至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西方建筑都受到对效率的追求的影响。对比之下，用佩莱尔的话说，性爱是不检点和堕落的表现。她还评论“性的欲望和做好市民有两套规矩”。

　　这个论点激起了我的共鸣。长久以来，建筑对为人礼仪的关注一直困扰着我。2000年后，由英国国家彩票出资建的大批公共区域似乎扎根于回归爱德华七世时代（爱德华七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的情结，还附加了关于性和等级的焦虑感。这种情结在福斯特建筑事务所对特拉法加广场的重建项目中一览无余：这是个无与伦比的建筑项目，但把人类行为限定于礼貌的散步。从性学的角度，佩莱尔对礼仪的限制的理解帮我树立了关于建筑的强烈批判。总而言之，建筑主要和秩序有关，性则反之。

　　为了探究性爱和建筑之间的联系，我去读了大量性学的经典理论，包括弗洛伊德(Freud)的全套理论和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我尤其钟爱持性自由主义观点的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他们都修改了马克思的著作，想象了一个没有资产阶级束缚的、性解放的社会。马尔库塞生于19和20世纪之交的柏林，当时的革命路障应该不是由扔汽油弹的学生把守，而是放荡的浪子们。闲的时候，我也想过发起一个本地的马尔库塞式性革命。

　　如果建筑是创造它们的社会的物质代表，那在西方背景下，建筑设计一定会限制和性相关的元素。弗洛伊德的性抑制假说简单概括就是：性冲动是不可抗拒、近乎液压的力量，必须找到发泄出口避免灾难发生。

　　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挺粗糙的，但我觉得还是有说服力的，因为我很多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就像我之前的无数中年男子，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文明人”。性并不作为抽象概念被人所经历，而是一个生理驱动，让他们的患者爱上同事、买跑车、穿着打扮不符合年龄——都是稀松平常的中年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