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进：中国当代艺术正戏该登场了

曾梵志和他的作品《最后的晚餐》

　　粗粗一看，中国“当代艺术”可谓捷报频传。而事实上，移植于西方土壤的中国“当代艺术”在面对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现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举措和重要的作为。回顾曾经轰动一时的那些“当代艺术”事件，如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沃霍尔展开幕式上的“放飞苍蝇”、725艺术大火，以及由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艺术活动《肉身的力量——韩啸的手术刀》等等，其中的那些作品虽然在某些批评家的学术理论和专业术语包装下成了当代艺术的“杰作”，或在圈里圈外喋喋不休的争论和媒体的不断发酵中成为一件“名作”，但无论从思想观念到思维模式，还是从形式方法到表现手段都不过是前些年的那些老套路，没有太多的新内容。这次军械库艺术展中的中国艺术家作品，大多也仍然是西方化的装置艺术、充满视觉刺激的影像艺术、迎合西方意识形态的红色波普绘画等等内容。

　　客观地说，西方当代艺术思维的自由与宏大，切入当代的深度与力度，以及艺术表达的直接与锐利，对正处在从现代性向当代性演进过程中的中国当代美术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然而，纵观历年来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虽然表面上看的确有板有眼，颇有西方当代艺术的某种气质，但细看却发现，其内在缺乏西方当代艺术对本土现实的敏锐把握和鲜明的价值观立场，更缺乏从中国人血液中流淌出来的文化精神，也缺乏中国式的表达。作品的形式与花样无论如何翻新，其内容都不外乎是向观众宣告艺术家主张西方当代艺术反传统的审美立场，或者干脆就是西方作品的中国式译本，而没有更多实质性的新内容。这一次又一次空洞性的宣告和缺乏创造性的模仿，恰恰反映出这些以反传统姿态和个性化面貌出场的艺术家，不仅缺乏对中国传统审美的深入了解，更缺乏独立的批判性意识和个性精神。这样的行为并不具备当代艺术的气质，更不能够代表中国当代艺术，充其量不过是开演“正戏”之前的群丑“闹台”。古时演戏，需先闹台，鸣锣敲鼓，吹吹打打，各类丑角张牙舞爪登场，为的是夺人眼球，吸引人气。闹台既不需要太深刻的道理，也不需要可供细细品味的内容，只需凭清脆悦耳的声音和充满诱惑的节奏吸引观众。好热闹的儿童、每日重复着平淡而无趣日常琐事的妇女、闲着无聊的老人，顿时闻声而动。等到成百上千的观众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精彩的正戏便登场了。中国“当代艺术”同样需要有人来关注，需要有人来捧场，于是在艺术圈、在圈外、在街头、在闹市，在那些易聚人气的地方，拉横幅、立幌子、裝小丑、搞怪招，玄奥的、暧昧的、刺激的、极端的，各种表演和展示应有尽有。

　　一些当代艺术家在最初出道时，或许充满创作的锐气，激情高昂、锋芒毕露，颇有些大艺术家那种别具一格的气象，然而，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使许多艺术家还没来得及扎稳脚跟，心平气和地去思考当代艺术到底是什么，深思艺术家究竟应该为当代做些什么，并潜心作长远的规划，然后下一番苦工，就早已被艺术市场的滚滚洪流所吞没。这样的“当代艺术”不仅受到国内观众和网友的批判和吐槽，也遭到一些中外艺术批评家的质疑。

　　当代艺术的“闹台”打破了传统美术单一审美格局的宁静，是有一定价值的，然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今天，已经整整“闹台”三十年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正戏该登场了。

　　2014/3/8浙江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