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官方博物馆什么事？
2月18日，刘益谦带《功甫帖》上京，举办媒体会，开始一场大张旗鼓的反击。
北京空气干燥，《功甫帖》纸面都起了皱。它从玻璃箱中被取出，接着用高倍扫描仪，放大到200倍，每一个笔画都被拿来仔细检视。
到场的媒体有140多家，加上各路专家，加起来有两百多人，另有十几名保安散布在人群中，防止有人泼水、搞破坏。场面看上去很乱。
“我不是来打群架的。”马未都澄清：书画真伪原本是个学术问题，不需要让大众知道，上海博物馆在大众媒体公开质疑私人藏品，是“公器私用”、“透支国家信誉”。虽然上博澄清这只是”个人行为”，“可老百姓不这么认为。”马未都说：“公权私用就是腐败。”
“学术报告应该先发在学术刊物上，直接在《新民晚报》上发表观点，不严肃。”马未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藏家易苏昊搬出条文质疑：“国家鉴定委员会成员不能在媒体上对任何博物馆的东西进行真伪质疑，是一条工作纪律。”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都是国家鉴定委员会成员。
事实上，国家鉴定委员会并没有这么一条“不能在媒体上公开质疑”，这样的“工作纪律”也没有。准确说法是：成员不得在文物拍卖企业任职；未经许可，不得以本会委员身份执行文物鉴定任务；不得以本会委员名义开具鉴定证书；与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无关的个人行为，须自行承担责任。
龚继遂解释，对公立博物馆来说，为公众作鉴定或咨询并不是义务，相反，最好划清界限，这恰恰是为了保护它自身的利益：“艺术鉴定是高度专业和有风险的行业，现在有大量谋利行为，在中国的诚信环境下，官方机构哪有精力去进行无谓的纠缠？”
2003年龚继遂请上博的专家汪庆正鉴定瓷器，并问他为什么上博不向社会开放鉴定服务。汪庆正说，曾有人请上博通过热释光技术鉴定瓷器，检测结果为赝品，而送检藏家竟认为鉴定结果影响了商业价值，对上博提起法律诉讼。“博物馆实在没有精力招揽这些无妄之灾。”汪庆正对他感慨。
为了维护“公立机构的声誉”，官方博物馆都各自有严格规定。
故宫博物院的官方网站，一打开，就会跳出来一个窗口，义正词严提示：“故宫博物院在职离退休人员参加社会文物鉴定等公务性活动时，都应获得故宫博物院的书面授权。凡没有书面授权的，均属个人行为，其后果由本人承担，故宫博物院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国际博物馆协会职业道德准则》也规定：“为避免任何受贿嫌疑，博物馆专业人员不应向一位公众人士推荐任何特定的商人、拍卖商或其他人。”
这套准则同时另有一款：对博物馆专业人员应鼓励他们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及经验分享给专业同行与普通公众。
上博的支持者也抬出了看上去很正当的理由：私人收藏品鉴，当然以藏家满足为上，但《功甫帖》被当作重量级文物从海外回归，享受了高额关税减免，还进入美术馆，承担美术教育普及的功能，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官方博物馆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顾村言坚决支持上博发声，无论以机构还是个人身份：“为什么不可以发声？当下艺术市场已经混乱到让人无法容忍的状态，一些伪劣炒作事件远远超出了底线，包括所谓‘国宝帮’到处鉴定，部分国宝文物回流的炒作等。对公众影响较大的标之以‘国宝’文物，无论是在中国民间收藏还是在海外，对其真伪价值，国有文化机构的专家都应当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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