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时春拍：周作人与郑子瑜通信座谈会

郑子瑜

周作人

信札

　　新加坡著名学者郑子瑜旧藏的一批学人手札即将亮相匡时2014年春拍的“百年遗墨——二十世纪名家书法专场”，这组手札以周作人致郑子瑜的84通信札为主体，尚有丰子恺致郑子瑜信札9通，以及俞平伯、简又文、吕叔湘、陈子善等人致郑子瑜信札45通及周作人为郑子瑜撰写的书签等。表现文人相重、学人相亲的一面，反映了前辈学人对晚辈的提携关爱之情和晚辈学人对前辈的崇敬之意。

　　在与周作人晚年通信的人中，香港的曹聚仁、鲍耀明，以及新加坡的郑子瑜无疑是最重要的三个人。其中，与曹聚仁的《周曹通信集》由南天书业公司1973年出版，与鲍耀明的《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由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1972年出版、《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而周作人致郑子瑜的信札，之前很少被注意，既没有出版过，更没有被学界引用研究过。

　　新加坡著名学者郑子瑜旧藏手札以周作人致郑子瑜的84通信札为主体，尚有丰子恺致郑子瑜信札9通，以及俞平伯、曹聚仁、陆丹林、罗香林、简又文、吕叔湘、谢冰莹、吴小如、陈子善等人致郑子瑜信札45通及周作人为郑子瑜撰写的序言与书签等。

　　郑子瑜（1916-2008），福建漳州人，清代诗人郑开禧的后裔，于1939年迁居至新加坡。与郁达夫、周作人、丰子恺多有来往。郑子瑜早年在厦门拜见过郁达夫，之后陆续撰写《谈郁达夫的南游诗》、《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等文章，还编辑出版《达夫诗词集》，被学术界誉为“研究郁达夫诗词的第一人”。郑子瑜1964年被聘为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文学研究员教授，期间开讲修辞学，并在讲稿基础上写成《中国修辞学的变迁》，继而成为一位修辞学史学科的开山者。1978年任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中国修辞学研究”教授。1984年，郑子瑜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86年，郑子瑜受聘为复旦大学顾问教授。1987年，郑子瑜受聘为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中国修辞学研究教授。著有《郑子瑜选集》、《郑子瑜诗文集》、《鲁迅诗话》、《古书辨惑》、《剪春集》、《瀛洲旧梦》、《日本的汉学研究》、《中国修辞学史稿》，编有《人境庐丛考》、《达夫诗词集》。

　　1936年，郑、周同在《逸径》文史半月刊上写稿，因彼此都嗜好黄遵宪《入境庐诗》成为俩人最初结交的动因。之后，因日本侵华，郑子瑜南渡谋生，两人交往告一段落。50年代，两人又因黄遵宪结缘，周作人把俞平伯、吴小如，以及日本汉学界名人实藤惠秀、吉川幸次郎介绍给郑子瑜。郑子瑜能在日本汉学界施展拳脚，除他自己对学术的卓著贡献外，周作人的介绍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晚年的周作人一直关注“黄遵宪研究”，对郑子瑜的黄学事业也多为关心，经常帮其搜集寄去有关黄遵宪的资料。

　　1964年至1965年，郑子瑜在任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时，曾编纂《周作人年谱》，为写作时间最早的《周作人年谱》，开启了一个历史先河。在编纂《年谱》时，郑子瑜请周作人自写幼年及八年抗战时情况，周作人寄去《知堂童年谱大要》、《知堂解放后著译书目》，并于1975年1月香港《南北极》登载，为周作人生平研究留下了珍贵的材料。

　　郑子瑜经常向周作人寄去国内短缺的物资。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1960年9月1日，中央公布了对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实行临时特供证的规定，因此当时油、糖很不易得，郑子瑜每月给周作人寄去方糖，使周作人感谢不已。郑子瑜还给周作人寄去一块手表，周作人写信回覆说：“国内手表奇缺，欲买者须先登记，尚属遥遥无期，若不在机关办事者欲登记而不可得，至欲买一西国之表自更属难得矣”，可见他的欣喜之情。

　　杂诗的创作是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创作，1934年，周作人作《所谓五十自寿打油诗》二首，是他写作杂诗的开头，由林语堂发表在《人间世》半月刊上，当时有诸多名人如刘半农、钱玄同、蔡元培等都作有和诗，同时也招来许多的批评攻击。之后1944年作《苦茶庵打油诗》二十四首及《苦茶庵打油诗补遗》二十首，又有《老虎桥杂诗补遗》十三首；1947年在南京作《往昔》三十首，及《丙戌丁亥杂诗》三十首；1948年作《儿童杂事诗》七十二首，及《题画五言绝句》五十九首。1958年至1961年之间，在郑子瑜的热情要求下，周作人前后将《老虎桥杂诗》等旧体诗寄给郑子瑜欲合成一辑，托他代为出版，后因种种机缘一直未能问世。郑子瑜为此努力奔波，前后努力三十年，又经上海陈子善奔走，终于在1986年由岳麓书社正式出版。而这批信札便是涉及杂诗的整理与出版，因此可以说是周作人晚年杂诗创作最重要的资料佐证。

　　20世纪的新加坡，由于远离战乱而保存下来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如丰子恺《护生画集》全六集就保存在广洽法师处。郑子瑜与周作人通信，时间自1957年至1966年，难得的是84通信札的信封也都保留了下来，可以借此判定信件的写作年份。两人通信时间跨度达十年之久，不仅涵盖面广，而且内容详实，其中提到的关于《知堂回想录》的写作与出版的资料更属难得。这些内容都是他们密切交往的记录和历史见证，更是研究周作人建国以后生活与思想转变的极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