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上海藏家刘益谦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中拍回苏轼《功甫帖》,并计划于2014年3月在其创办的龙美术馆开馆时展出。不少古画收藏者为之一振:“寥寥9个字就卖出5000多万元。”然而仅过了3个月,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公开质疑:此件《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引起一场围绕《功甫帖》真伪疑云展开的轩然大波。
在上博三位专家的报告公布和买家刘益谦三次声明之后,一直保持沉默是金的苏富比终于在1月3日开口,称将在十天内对《功甫帖》质疑做出正式回应。期限最后一天,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发表了《苏富比对有关苏轼《功甫帖》质疑的回应》的声明。刘益谦表示支持,而上博研究员则称“不用理它”…[我来说两句]
2014年1月13日,苏富比发表声明,表示专家团队经过再次论证,并听取了包括中国大陆文博前辈在内的国际及国内专家和业内人士的专业意见,坚持认为2013年9月在纽约苏富比成功拍卖的苏轼《功甫帖》,是一件流传有绪,历经清初安岐《墨缘汇观》等历代专著著录,包括近现代鉴定大家张葱玉、徐邦达先生鉴定并肯定为苏轼真迹的墨迹本。不同意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先生所指认的该作品是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结论。同时,不同意钟、凌二位先生所指认的上博现藏苏轼《刘锡勅帖》也是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观点。支持徐邦达先生所做的苏轼《刘锡勅帖》系明人伪笔的鉴定结论。
针对三位研究员所提出的其它疑点,苏富比也一一详细进行反驳。通过印鉴对比,苏富比认为墨迹本应该不存在研究员先生所说除许汉卿印之外,全部鉴藏印是伪印的指认。至于研究员所指认的因钩摹自拓本而产生的骑缝章问题,则明显是作品覆褙纸出座与作品本笺形成的距离,是书画装裱尤其是古书画装裱中经常会出现的现象。
对于单国霖先生论文质疑墨迹本上同裱另纸部份翁方纲题跋及题诗的真实性,苏富比通过翁方纲传世题跋书法与墨迹本上翁氏题跋书法对比,得出结论:三则题跋的书法风格和书写水准一致,出自同一个作者的手笔;题跋和文集底稿的个别出入,应属于同一底稿再次使用时形成的细微差异,并不能作为否定墨迹本翁方纲跋文的证据。而通过现存实物资料和存世印鉴资料的对比,从印文自身来看,苏富比判断翁氏题跋纸上的这三方项子京钤印应为项氏原印所钤。
在回应了研究员先生对于墨迹本上印鉴、题跋、和著录等方面的指认和质疑后,苏富比又从墨迹本书法自身着手,认为《功甫帖》字迹锋颖毫芒毕现,浓淡干湿浑然天成,有牵丝有呼应,不失“作真如草”的艺术境界,非人工摹仿的摹本可以同日而语。最后,还暗指上博三位研究员的《功甫帖》“伪作说”主观性过强,不过是妄图超越前贤的无理之词……[详细]
刘益谦先生在回应苏富比的专家报告时表示,他原本对于上海博物馆的馆藏非常神往,但是没想到上博的学术研究水平却贻笑大方。在他看来,上博的三位研究员对于质疑《功甫帖》的研究报告简直像个笑话,而且逻辑错误,几乎等同于自摆乌龙。
作为事件焦点之一的研究员单国霖,昨日傍晚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还未看过苏富比的研究报告,“不理它。 ”他称这一版本不一定是“双钩廓填”本,可能是仿照“双钩”来写的摹本,当记者询问,之前有消息称其曾在上世纪80年代看过《功甫帖》,单国霖表示,当时看的是另一个帖,并非《功甫帖》,至于网络盛传墨迹本《功甫帖》曾存于上海博物馆,单国霖表示“这个要查一查”,建议媒体与上博办公室联络,而上博方面则一如既往,不愿就此事发表任何官方声音。不过,据上海电视台的报道,上海博物馆的专家表示已经找到了报告中的一处漏洞……[详细]
第565号拍品苏轼《功甫帖》整幅立轴
对于上博研究者关注《功甫帖》的动机与原因,刘益谦在12月26日的第二次公开声明《我的困扰与求教》中,也对上博对《功甫帖》进行研究的时间点进行了质疑与责难:"为何不在我出于国宝回归的热忱于中秋之夜与各国大收藏家激烈争夺而最终拍得《功甫帖》之初就表明你们的观点?……"
针对这一疑问,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表示对于《功甫帖》的研究其实是通过对上海博物馆所藏《刘锡敕》的研究而自然顺带涉及,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专门针对民间收藏的《功甫帖》进行鉴定,因为两者是互为佐证,研究人员是从纯学术的角度进行研究与探讨。原因在于《功甫帖》与《刘锡敕》原同属民国时期许汉卿的旧藏。研究人员经过考证,发现《刘锡敕》钩摹制作时间为嘉庆十年(1805年)至同治十年(1871年)之间,钩摹自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瑆(1752-1823年)的《诒晋斋摹古帖》,并非鉴定家徐邦达先生在其《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所认为的"明人伪本"。而通过对比研究,研究者发现《功甫帖》与《安素轩石刻》的关系,正如《刘锡敕》伪本与《诒晋斋摹古帖》的关系竟如出一辙……[详细]
1月1日,备受关注的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三位研究馆员署名的两篇长达14000余字的研究文章正式在专业媒体《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刊出,报告图文并茂详解为何5000万藏品系伪作。
钟银兰、凌利中在文中阐明,他们对利用"双钩廓填"之法制造赝品的画史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并以晚清李佐贤(1807-1876)《书画鉴影》中著录的《苏米翰札合册》中的苏轼《刘锡敕》《功甫帖》两件伪本作为重点案例典型。"双钩廓填"又称"双钩填墨",在唐宋时主要用来保护原迹,临摹学习,此法易于传播流行;到了刻帖成风的晚清,成了坊间作伪、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
单国霖在《苏轼辨析》中认为,《功甫帖》从字的形体上看,与苏轼的书体相符,尤其接近于《北游帖》,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却显得别扭,他认为可能是摹写所造成的失误;对翁方纲题跋,单国霖从印鉴和书法两方面入手,判断亦为伪造……[详细]
1月2日下午,刘益谦发表了第三份声明《回归学术 回归理性》。他认为"研究成果"是以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个人名义发表的,且两篇文章观点不尽相同、内容也互相矛盾。他表示,单国霖研究员认为"安崎著录的可能即是此墨迹",是主张《功甫帖》是清初以前的仿本;而钟银兰、凌利中研究员则坚持此帖是清末依据石刻拓本"双钩填墨"的观点,两种需要进行完全不同层面的学术论证。声明最后,刘益谦称经历了这个岁末的纷扰,已身心俱疲,其中的压力和委屈难以言表,因此保留通过各种(包括法律)途径追究责任的权利……[详细]
《景苏园帖》中《功甫帖》拓本(翻刻自《安素轩石刻》(左)、《安素轩石刻》中《功甫帖》拓本(中)、《功甫帖》墨迹本(右)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称通过考证发现,该《功甫帖》伪本钩摹自晚清鲍漱芳(约1763-1807)辑刻的《安素轩石刻》,其制作时间,可定于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经过研究鉴藏印、骑缝章中的破绽等,证明《功甫帖》除是伪作外,还是非原作钩摹、从石刻拓本中钩摹的赝品。
三位研究员表示,收藏者从拍卖场上竞买哪一件藏品、花费多少价格、真品还是赝品,作为公共博物馆的研究馆员,本无必要插话。但"中国收藏家耗费财力和精力,力促海外文物回流的决心值得嘉许,但有一个前提要成立,文物必须是货真价实的真品。如若伪品能披着真品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入境并享受到相关政策,将为日后的文物回流工作埋下无穷后患。"单国霖等研究员表示,私人收藏品鉴,以藏家满足为上;但进入公共视野,在美术馆里起到美术教育普及的功能,作品是真是伪,关乎大事:欺世之作若登堂,惑人耳目,贻笑后人。
另一方面,苏富比拍卖行则在上博发声后第二天便发表声明,坚持《功甫帖》为苏轼原作。苏富比称:"我方至今没有接到近日媒体上所提到的声称此件作品为伪作的所谓报告。我方对作品的真伪性一向万分认真,将仔细研究这份报告并针对其提出的问题作出任何所需的回应。苏富比一贯恪守艺术拍卖界的最高德行标准,并保留我方对此事件的所有法律权利。"
刘益谦在媒体采访时表示,竞拍前曾请专家做过鉴定,并无真伪之疑。此外,他已致电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程寿康向他表示,此拍品见之于张珩《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徐邦达赞扬其"神采飞扬",为"上品"。苏富比将成立特别小组,邀请全球博物馆的专家对《功甫帖》的真伪问题进行研究。
12月23日晚间,刘益谦也在龙美术馆官方微博上发表公开声明,刘益谦的千字声明绵里藏针,他说:"现在上海博物馆的学术团队认为此帖是摹本,并且上升到了'美术馆展览伪作'的高度,这对我和龙美术馆是无疑是莫大的鞭策。或许以上海博物馆这样强大的学术实力,可能从未展出过伪作,也从未花巨资购入过赝品,但是对龙美术馆这样成立仅一年的美术馆而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刘益谦最后表示,关于《功甫帖》真伪的问题,还有待苏富比方面组织的专家论证,并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意见得出结论。"在结论得出之前,作为买家我个人愿意保持中立。"……[详细]
日前,刘再发声明提出质疑。他称自己收藏书画作品由其鉴定团队出谋划策,《功甫帖》真伪事件出来以后,这些专家在惊讶的同时,也表示本着学术争鸣的原则,愿意倾听一切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在刘益谦的专家团队看来,上博的研究方法仍有疑问。其中,"双勾填墨"对古代书法作伪而言并非难以识别的高级手段,为何张葱玉、徐邦达等老一辈过手此帖的专家没有提出这一疑点,反而判为真迹?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经手此帖的苏富比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士也没有看出端倪,而上博的专家团队仅凭与拓本的主观比对就能得出摹本无疑的结论,是上博的学术团队在古代书画的鉴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果吗?"……[详细]
苏轼书法《功甫帖》
谜团一:上博为何质疑民间藏品?
作为一家在国内,甚至国际上颇具知名度的公立博物馆,对于一件民间藏家刚刚从拍卖行购买来的藏品进行质疑,这在以往是几乎是看不到的,但此次上博的书画研究部为何会兴师动众呢?
目前业界有一个说法就是,10月19日上海的一家媒体上,刊登了一篇《博物馆鉴定家为何越来越弱?》的文章,在一开始就提到了《功甫帖》,文中的观点是“许多博物馆面对征集书画的挑战,已无权威敢拍板。”,“从这一二十年的趋势看,民间的鉴定家会越来越强,博物馆的鉴定家则越来越弱。”,……,这些观点刺激了上博,而《功甫帖》因此不幸躺枪。
谜团二:全球专家能够得出结论?
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曾表示,将组织全球顶级博物馆专家,尤其是中国书画权威对此件《功甫帖》进行鉴定,如果结果与上海博物馆的结果相同,苏富比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妥善处理这件事情。
对此,业内的专业人士则认为,全球专家能够得出权威的结论,这本身就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何况还要与“上海博物馆的结果相同”,这更是难上加难了。众所周知,在中国书画的鉴定上,专家的主观判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权重,即使可以通过著录等辅助方式,但最后能够拍板的还是专家。而从历来的情况来看,专家对于同一件书画的争议往往是非常大的,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董源《溪岸图》的真假就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议。1999年,大都会博物馆专门召开国际研讨会,探讨中国古代绘画的鉴定问题,会议几乎聚集了西方所有的中国美术史专家和部分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的学者,然而大家并未达成共识。
谜团三:现代技术能否提供证据?
业内人士表示,使用X光扫描在油画鉴定中是非常普遍的,其原理是通过扫描油画的画布,成像后用电脑统计画布织线的疏密,分析织线横向和纵向的排布,进而对于颜料进行判别。但是在国画领域没有先例。而使用碳14测试确定年代,虽然在原理上可行,但实际效果却不得而知……[详细]
上海博物馆
无独有偶,英国苏富比上半年也因类似的事件被告上了法庭。起因是其2006年受托拍卖的一幅名为《打牌作弊者》的油画,成交价为5.04万英镑(含佣金)。苏富比对该拍品所做的介绍“现存放于沃斯堡市金贝尔艺术博物馆内的卡拉瓦乔原作的一件复制品”。买家丹尼斯-马霍恩却正好就是一位大收藏家和卡拉瓦乔作品鉴赏家,经过认真研究,得出了该画作是“出自卡拉瓦乔之手”的惊人结论,并对这幅画给出了1000万英镑的估价。原委托人兰斯洛特-威廉-赛维特斯心理不平衡,于是便以“苏富比拍卖前缺少研究分析”为由将苏富比告上了法庭,索赔由于差价导致的不明确损害、利息以及费用的赔偿。
这两个案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拍卖行对艺术品有没有鉴定的义务,拍卖行是否应为其鉴定“失误”承担责任?这个问题在我国艺术品拍卖中也常常被人提及,且有不少的典型案例。不过,我国的案例多为买家竞买后以“赝品”为由起诉拍卖行,起诉理由也多为拍卖行未履行鉴定和告知义务。
就我国而言,没有法律明确将“鉴定真伪”规定为拍卖行的义务。将鉴定作为拍卖行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倒是有明文规定。拍卖法第43条规定:拍卖人认为需要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的,可以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标的状况不相符合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那么,拍卖人是否有鉴定义务呢?虽然法律没有这方面的明文规定,但是从法律的字里行间,我们仍可以解读出拍卖人实际上是负有一定的鉴定义务的。拍卖法第18条第二款规定:拍卖人应当向竞买人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第61条规定:拍卖人违反本法第十八条规定,未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给买受人造成损害的,买受人有权向拍卖人要求赔偿。艺术品的真伪属于拍品瑕疵,既然拍卖人有义务向竞买人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包括真伪),那也就隐含着拍卖人需要对拍品进行鉴定这样一种义务,不鉴定怎么能知道真伪呢?可拍卖法第61条同时又规定:拍卖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因此,这一隐含的义务实际上不存在了……[详细]
苏富比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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